12月14日,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,会上确认,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“江村大墓”墓主人正是汉文帝。江村大墓的形制、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,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、薄太后陵,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。

本文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嬴对于汉文帝霸陵选址研究。在他看,汉文帝霸陵放弃渭北祖陵区,选址白鹿原的原因不是因为受到”昭穆制度”限制被迫别葬,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,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、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;同时,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影响到霸陵的选址。

2011年,笔者曾与焦南峰合撰《西汉帝陵选址研究》一文,系统分析了西汉帝陵选址受到诸如传统葬俗、风水思想、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[1]。这是西汉帝陵选址的普遍规律,具体到每座帝陵的选址,又与陵主的自身情况息息相关,本文主要讨论汉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的主要原因。

霸陵陵区外景

汉文帝为汉高祖庶子,公元前180年即位。当时,高祖、惠帝已入葬咸阳原,形成祖陵区。文帝却放弃此地,另择新址,营建霸陵。个中原委,史无明载,后世学者颇多研究考证,其观点不外两种:其一,西汉帝陵按昭穆排列,文帝继兄而立,其陵位与惠帝安陵均为穆位,无法安排,故只能另辟新址[2]。其二,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,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主要是个人原因[3]。

这两种观点都涉及到昭穆制度,根据文献记载,先秦时,这种制度多用于宗庙[4],也用于墓地。《周礼·春官·冢人》:“冢人掌公墓之地,辨其兆域而为之图,先王之葬居中,以昭穆为左右。”[5]考古发现的按照“昭穆制度”排列位置的,只有陕西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略有其意[6],但墓地的实例却从未发现。

汉文帝时,为规划祖先陵园寝庙,丞相韦玄成提出按照“昭穆”规划宗庙:“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,宜为帝者太祖之庙,世世不毁,承后属尽者宜毁。今宗庙异处,昭穆不序,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。”[7]这里明确强调的是宗庙,何况韦氏明言当时即便宗庙也是“昭穆不序”,更遑论陵墓!因此,西汉帝陵不可能有昭穆制度,汉文帝霸陵选址当另有原因。

笔者以为,汉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主要原因有三:其一,解决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;其二,政治需要,即扼守交通要道,防御东方诸侯;其三,文帝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。

汉文帝之所以离开咸阳原祖陵区别葬他处,其首要原因应当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。

史书记载,文帝之母薄氏原为秦末复立的魏王豹妾妃,汉三年(公元前204年)魏王豹死,刘邦“见薄姬有色,诏内后宫”[8]。文帝即位后,薄氏被尊为皇太后,其陵墓礼仪问题自然会提上议事日程。当时,刘邦已葬长陵。古代有“夫妻一体”[9]“生死相恤,坟墓相从”[10]观念和葬俗,西汉也有嫔妃祔葬帝陵的制度性规定[11],更何况刘邦嫔妃已有戚夫人、傅夫人等陪葬长陵[12]。因此,按常理薄氏应该入葬长陵,陪伴高祖左右。

江村大墓

在中国古代,坟墓是墓主留在世间的最后遗迹,反映着墓主的终极地位和最后的荣耀。《周礼·春官·冢人》载:“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。”[13]《吕氏春秋·孟冬纪》也说:“营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,贵贱之等级”[14]。因此,坟墓绝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场所,它还有相当深厚的社会文化含义。正因如此,已被尊为皇太后的薄氏的墓葬绝非小事。它以哪种规制营建?不仅关乎薄氏本人的终极地位问题,甚至会影响到文帝承继汉室的正当合法性,因此,不可不慎。然而,吕后此前已作为正妻与高祖合葬,长陵不可能出现2座皇后陵墓,薄氏欲葬长陵,只能以嫔妃的身份祔葬。这样,其墓葬规制将大大降低。

汉初对丧葬应当已有制度性规定,《史记》记载:“高帝崩,孝惠即位,乃谓叔孙生曰:‘先帝园陵寝庙,群臣莫习。’徙为太常,定宗庙仪法。”[15]张家山汉简即出土有《葬律》[16]。汉景帝时期,武原侯卫不害“坐葬过律,国除。”[17]汉哀帝祖母傅昭仪以皇太太后的身份,强行合葬元帝渭陵,也只能按照一般贵族大臣的等级使用“甲”字形墓葬[18],其封土因超高,被王莽以“不应礼”[19]为由,将之平毁。

根据考古资料来看,西汉帝陵陵区只有皇帝和皇后的两座陵墓是主墓,其墓葬形制为带有四条墓道的“亚”字形,地面有高大的封土(一般在30米左右),陵墓周围有大量外藏坑。其他嫔妃姬妾、贵族大臣的墓葬规制则一般是“甲”字形墓葬(个别为“中”字形),封土高度10多米,大多无外藏坑。

江村大墓墓葬

如果薄氏要入葬长陵,大概只能以后者的规制修建陵墓。这样的墓葬形制,明显贬低了已被尊为皇太后的薄氏。倘如此,我们勿作他论,仅从情感上来讲,文帝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史书记载,薄氏进入汉宫之后,“岁馀不得幸”,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,刘邦“召而幸之”“一幸生男,是为代王”。代王刘恒生于汉五年(公元前202年),至汉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高祖去世的七八年间,按理说,他应当有机会与父亲一起生活相处。但问题是其母薄姬“希见高祖”[20]。在古代皇家,母以子贵,同时,子也以母贵。既然母亲被冷落,儿子恐怕也是“稀见”父面。偌大的汉宫中,母亲薄氏是年幼的刘恒唯一的亲人和依靠。

薄氏母子当时的处境凄冷,却也因祸得福,“高祖崩,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,吕太后怒,皆幽之,不得出宫。而薄姬以希见故,得出,从子之代,为代王太后。”[21]从此,薄氏母子在边鄙之地——代国相依为命,互为慰藉。期间,“太后尝病,三年,陛下不交睫解衣,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。”代国虽僻远,但王府侍女应不缺少,刘恒亲力亲为,以王者之尊服侍母病达三年之久,其心可鉴!诚如爰盎所言:“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,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,过曾参远矣。”[22]足见刘恒对母亲的挚爱与至孝。他因此被后世列入“二十四孝”,世代传颂。古人云:“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,可谓孝矣。”[23]文帝绝对会以最高的礼仪修建母亲的陵墓,以尽最后的孝道。

在汉文帝之前,秦昭襄王嬴稷的情况与其颇为相似。嬴稷是秦惠文王的庶子,“惠王卒,子武王立”,“武王取魏女为后,无子。立异母弟,是为昭襄王。昭襄母楚人,姓琇氏,号宣太后。”[24]“宣太后者,惠王之妃,姓芈氏,曰芈八子者是也。”[25]关于秦昭襄王的父亲惠文王、兄长悼武王的葬地,史书没有明确记载。有学者研究认为,他们可能葬于咸阳原秦都咸阳以西[26]。但昭襄王并未随父、兄葬在咸阳原上,而是在咸阳以东另辟陵区,“葬茝阳。”[27]其母宣太后作为秦惠文王的嫔妃,也没有祔葬公陵,而是随子“葬芷阳郦山。”[28]

前朝旧事,文帝应该有所耳闻。仿照秦昭襄王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。文帝霸陵离开咸阳原祖陵区,另择新址。其母薄氏则以“近孝文皇帝霸陵”[29]为由,顺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礼营建陵墓。薄氏丧葬礼仪问题迎刃而解。

汉文帝以别葬他处的办法解决了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,但霸陵选址白鹿原却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。

汉初,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:其一,东方的政治势力,即六国旧贵族和异姓诸侯王;其二,北方的游牧部落,即匈奴。为了消除这些威胁,汉朝的建立者高祖刘邦采取了不同的措施。面对异姓诸侯国这一明显的威胁,刘邦在被迫分封不久,就确立了逐一翦除的方针,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,到他去世前,几乎将其消灭殆尽,这个威胁可以说基本消除。但六国余孽妄想复辟的不稳定因素,依然存在。另外,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,因为实力不足,无法消除,后虽以“和亲”的办法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,但匈奴仍不时南侵抢掠。这些问题,汉帝国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彻底解决,只好采取防范的措施来化解。皇帝陵墓的选址必然会为当时的政治服务,因为其附设的陵邑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防范手段。

汉高祖刘邦将陵墓建在与京城长安仅一水之隔的咸阳原上,“长陵位于长安正北,控制着北向甘泉宫的驰道。由甘泉宫所在的云阳再向北,有直道直通北边长城防线。”[30]因此,汉高祖刘邦在此建设陵墓,设置陵邑,徙民移居,等于在京城北侧设了一道缓冲的防线。此后,汉惠帝安陵又建于长陵西侧,同样也设陵邑,迁徙民众。此举不但加强了京城长安正北的防御力量,也能起到缓解来自西北威胁的一些作用。马正林认为:“西汉王朝把陵区选择在咸阳原上,除讲求‘风水’外,封锁交通要道、保卫国都长安也不能不是考虑的重要问题。”[31]汉初,匈奴多次南下抄掠,其前锋甚至直抵雍城(今陕西凤翔县)、甘泉(今陕西淳化县北)一带,直接威胁长安。在长安北首的咸阳原上建设帝陵,并设置陵邑,大批迁徙关东的六国旧贵族,将之置于京城眉底,严密监控,后患自然消除;另一方面数十万人迁居咸阳原,无疑为京师长安的北门户增添了一道防御匈奴的坚强屏障。因此,咸阳原祖陵区的选址可谓一石二鸟。

汉文帝即位时,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经在京城北侧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,但长安以东除了关中东部的函谷关、东南的武关之外,却再无屏障。一旦关隘陷落,京城即危在旦夕。秦末,刘邦攻破武关,进军霸上。秦王子婴很快就“素车白马,系颈以组”[32]从咸阳出降。刘邦破秦不久,项羽突破函谷关,进军鸿门,刘邦也只好亲赴楚营,卑辞言和。这些史实都说明,函谷、武关失守,分居渭水两岸的咸阳、长安即无险可守,只有束手就擒。

长安以东的防御严重不足,但威胁却不断加剧。上文提到,高祖将异姓诸侯王逐一翦除,但他却没有在其地盘设置中央直辖的郡县,而是分封同姓诸侯国。这些同姓诸侯国逐渐变为汉朝廷的反动因素。汉文帝即位前,齐王刘襄就曾兴兵西向,威胁京城长安。尽管其矛头是针对擅权谋篡的吕氏集团,但仍然被认为是反叛中央的军事行动。当时,率汉军阻击的大将军灌婴在诸吕已被诛除,齐国也已退兵的情况下,依然严厉问责唆使齐王起兵的齐国中尉魏勃,一向勇武的魏勃居然“股战而栗”[33],足见此事性质之严重。文帝三年(公元前177年),济北王刘兴居又悍然发兵,“欲袭荥阳”,威胁长安。汉文帝“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,将十万往击之。”[34]文帝六年(公元前174年),淮南王刘长谋反,事发前被及时逮捕,虽未造成骚乱,但却表明了来自东方同姓诸侯王的威胁日益严峻。

为防止长安受到来自东方的直接威胁,必须控制交通要道,缓冲压力,屏卫京师。在此情形下,文帝可选的措施之一,就是仿效乃父高祖刘邦,在关键位置修建陵墓,并设置陵邑,迁徙民众,形成京城屏障。

如此,霸陵的选择就只能在长安以东,其位置则必须是东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。

秦末,刘邦破武关,降子婴,入咸阳。灭秦后,除派兵把守函谷关外,亲率汉军主力“乃还军霸上”[35],以观天下形势。此时,项羽携巨鹿之余威一路西进,势不可挡。函谷关刘邦所遣守军几乎是螳臂挡车,但其进入关中后,却在距秦都咸阳咫尺之遥的鸿门(今西安市临潼区北)停住了脚步。我们推测,这当与刘邦先行驻军霸上不无关系。汉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,淮南王英布举兵反叛,刘邦亲率大军征讨。为屏卫京师长安,临行前“上乃发上郡、北地、陇西车骑,巴、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,军霸上。”[36]公元前158年,匈奴从北方和东北两个方向大举南侵,文帝除诏令军队急赴北方御敌之外,还紧急调集三路人马防御京城长安,其中一路“宗正刘礼为将军,居霸上”[37]。霸上之所以位置重要,是因为当时通往关东的两条主要道路都汇聚于此,“受地形控制,武关道只能在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交。”[38]马正林认为:“说霸上是控制武关道的枢纽,容易被人们接受,而说它又能控制东通函谷关的大道,似乎有些不近情理。其实不然,唐代以前东出函谷关的大道就在汉霸陵县附近与武关道分离,距霸上很近,自然受到它的控制。”[39]

关于霸上的具 *** 置,学界意见不一,辛德勇认为:“隋以前的霸上当指今谢王庄、王家围墙、上桥子口一带(西安市东北郊——笔者注)”[40]。马正林则讲:霸上“位于白鹿原上,或者说在白鹿原的北端。”[41]但无论霸上位置是否在白鹿原上,通往关东的主要道路——函谷道和武关道从白鹿原旁侧经过都是不争的事实。“白鹿原居高临下,又有灞、浐两河护卫,绾毂东去和东南去的两条大道,兵家相争,势所必然。”[42]如果在此营建陵墓,设置陵邑,迁居大量民众,扼守东西交通要道,势必在京城长安以东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。

汉文帝正是基于以上考虑,将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白鹿原西北部。后又将其母薄太后的南陵也建在其西南约两千米处,同样设置了陵邑,这与安陵辅助长陵,加强其屏障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江村大墓”与西安市区相对位置

解决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;扼守交通要道,防御东方诸侯应当是霸陵选址的主要原因。除此而外,文帝个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霸陵的选址,虽然这只是一个次要因素,但我们也应加以考虑。

文帝个人情感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:其一,文帝不愿葬在父亲刘邦身边;其二,对代国的眷念之情。

前者的原因应当与文帝儿时的境遇有关。我们上文提到,薄氏生了刘恒之后,就“稀见高祖”,随母生活的刘恒肯定也“稀见”父面。这样,势必造成他与刘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。而同为高祖庶子的赵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却“日夜待御”,赵王如意也“常抱居前”,刘邦也明言如意是“爱子”“类我”。两相对比,可谓天壤之别,刘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。刘邦的态度还是其次,最主要的是刘邦晚年曾明确讲到:“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”[43],多次“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”[44],“大臣固争之,莫能得”[45],以至于“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”[46]。虽然刘邦此处所言“不肖子”是指嫡子刘盈,但相对父亲的“爱子”如意,被冷落的刘恒肯定也在“不肖子”之列。我们假设文帝入葬咸阳原祖陵区,根据其嫡兄惠帝安陵紧邻长陵西侧的情况来看,文帝陵墓应当选在紧邻长陵东侧的位置。我们推测,文帝可能更愿意避开这样的情况,远离父亲的陵墓或许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。

除此而外,文帝对自己早年的封地—代国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响到了霸陵的选址。

文帝幼年离京,与母亲在代国相依为命生活了15年。代国虽北邻匈奴,多有边患,却给刘恒母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,因此,吕后曾欲将刘恒迁到河东腹地赵国,然“代王谢,原守代边。”[47]汉文帝即位之后,提倡节俭,其本人也很少出巡,但却四次巡幸代国,有一次居然留居两、三个月之久[48]。文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刘武和刘参封太原王,王其故地。当刘武徙为淮阳王后,文帝又徙封刘参为代王,“复并得太原,都晋阳如故”,“如文帝在代时”[49]。可见其对代国的眷念之情。

据《汉书》载:文帝曾到霸陵巡视,家在赵国邯郸的慎夫人随从,“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,曰:‘此走邯郸道也'。使慎夫人鼓瑟,上自倚瑟而歌,意凄怆悲怀,顾群臣曰:`嗟乎!以北山石为椁,用纻絮斮陈漆其间,岂可动哉'。”[50]史书记载的这个历史细节,使后人能够借此一窥汉文帝的内心情感,对其陵墓选址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测。

代与赵同在河东,位置比邻。文帝给慎夫人指示家乡的道路后,紧接着提到了陵墓之事,而且“意凄怆悲怀”,他应该是想起了视为故乡的代国。限于当时的条件,文帝不可能远葬代地,因而只能寄望于百年之后,魂魄能够方便回归代国。西汉杜邺曾经说过:“骨肉归于后土,气魂无所不至”[51],说明当时确有灵魂出游的观念。汉墓中的壁画、画像石等多有车马出行的题材,时人认为灵魂也需要乘车出行,这就需要道路。东汉张衡《冢赋》:“修隧之际,亦有掖门。掖门之西,十一余半。下有直渠,上有平岸。舟车之道,交通旧馆。”[52]可见灵魂是需要乘车、船沿着道路(包括水道)才能回到旧居。既然如此,灵魂的居所—墓葬建在大道旁边自然会方便出入。由此可见霸陵的选址,文帝颇有用意。

另外,文帝提倡薄葬,霸陵“因其山,不起坟”[53],为了便于防水,可能需要借助白鹿原头“高敞”的自然地势,这大概也是霸陵选址的一个原因。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应当不是因为“昭穆制度”的限制被迫别葬,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,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,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;同时,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霸陵的选址。

注释

[1]焦南峰,马永嬴.西汉帝陵选址研究[J].考古,2011(11).

[2]a.杜葆仁.西汉诸陵位置考[J].考古与文物,1980(1).b.杨宽,等.秦汉陵墓考察[J].复旦大学学报,1982(6).c.刘炜.西汉陵寝概谈[J].中原文物,1985(2).d.马正林.咸阳原与西汉诸陵[J].人文杂志,1987(2).e.刘庆柱,李毓芳.西汉十一陵:西汉帝陵分布[M].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7(7).f.秦剑明等.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[J].文博,2002(2).g.雷百景等.西汉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讨[J]文博,2008(2).h.刘尊志.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[J].中原文物,2010(5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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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]a.时瑞宝.西汉帝陵与昭穆之序[J].中原文物,1987(1).b.叶文宪.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[J].文博,1988(4).c.焦南峰,马永嬴.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[J].文博,1999(5).d.黄展岳.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[J].文物,2005(4).e.赵化成.从商周“集中公墓制”到秦汉“独立陵园制”的演化轨迹[J].文物,2006(7).f.刘瑞.昭穆制度与西汉帝陵排序[C]//西部考古(第3辑)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8.g.同[1].h.崔建华.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[J].考古与文物,2012(2).

[4]a.礼记·中庸:“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;……。”朱熹.四书章句集注:中庸章句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:27.b.周礼·春官·小宗伯:“小宗伯之职,掌建国之神位,左社稷,右宗庙,……辩庙祧之昭穆。”孙诒让.周礼正义(第36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:1421,1435.c.礼记·王制:“天子七庙,三昭三穆,与太祖之庙而七。诸侯五庙,二昭二穆,与太祖之庙而五。大夫三庙,一昭一穆,与太祖之庙而三。……”孙希旦.礼记集解(第13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9:343.

[5]孙诒让.周礼正义(第41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
[6]a.发掘者认为:“马家庄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。”陕西省雍城考古队.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发掘简报[J].文物,1985(2).b.韩伟:“《简报》所称的“朝寝建筑”实为太祖庙。与其形制相同的左前方建筑即为昭庙(即东厢),右前方之建筑则为穆庙(西厢)。”韩伟.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[J].文物,1985(2).

[7]班固.汉书(第73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8]司马迁.史记(第49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9]杨天宇.仪礼译注:丧服第十一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

[10]班固.汉书(第49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11]焦南峰.西汉帝陵“夫人”葬制初探[J].考古,2014(1).

[12]a.戚夫人因受刘邦宠爱,遭吕后忌恨,被其残害致死。刘庆柱等认为:“吕太后在世时不会把她安葬在长陵附近,使之陪葬于高祖。然而,吕太后去世后,诸吕被翦灭,戚夫人被迁葬于长陵附近还是有可能的。”“戚夫人墓,传说在长陵以南,即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柏家嘴村的大汉墓。” 刘庆柱李毓芳.西汉十一陵[M].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7.b.关于傅夫人陪葬长陵事,文献记载:汉哀帝时期,司隶校尉解光言:“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。”班固.汉书(第97卷下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13]同[5].

[14]陈奇猷.吕氏春秋校释(第10卷)[M].上海:学林出版社,1984.

[15]司马迁.史记(第99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16]a.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.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[J].江汉考古,2008(4).b.彭浩.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<葬律>[J].江汉考古,2009(4).

[17]司马迁.史记(第18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18]陕西省考古研究院,等.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、勘探简报[J].考古,2013(11).

[19]班固.汉书(第97卷下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20]同[8].

[21]同[8].

[22]同[10].

[23]焦循.孟子正义(第10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7(6).

[24]司马迁.史记(第5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25]司马迁.史记:司马贞索引(第72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26]a.焦南峰,等.秦人的十个陵区[J].文物,2014(6).b.刘卫鹏,等.咸阳原上“秦陵”的发现和确认[J].文物,2008(4).c.徐卫民.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[J].唐都学刊,2010(1).

[27]司马迁.史记(第6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28]同[24].

[29]同[8].

[30]王子今.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[J].唐都学刊,1995(3).

[31]马正林.咸阳原与西汉诸陵[J].人文杂志,1987(2).

[32]司马迁.史记(第8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33]司马迁.史记(第52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34]司马迁.史记(第10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35]同[32].

[36]班固.汉书(第1卷下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37]同[34].

[38]辛德勇.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—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[J].中国历史地里论丛,1989(2).

[39]马正林.也论霸上的位置[J].陕西师大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5(3).

[40]辛德勇.论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[J].陕西师大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5(1).

[41]同[39].

[42]同[39].

[43]司马迁.史记(第55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44]同[15].

[45]司马迁.史记(第96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46]同[8].

[47]司马迁.史记(第9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48]文帝三年,“帝自甘泉之高奴,因幸太原,……留游太原十馀日。”“十一年冬十一月,行幸代。春正月,上自代还。”“(后元)三年春二月,行幸代。”“(后元)五年,……秋七月,行幸代。”班固.汉书(第4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1962(6).

[49]班固.汉书(第47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50]班固.汉书(第50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51]葛洪.西京杂记:杜子夏自作葬文(第3卷)[M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6.

[52]张震泽.张衡诗文集校注(冢赋)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
[53]班固.汉书(第4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(本文转载自《学衡》公号,原标题《汉文帝霸陵选址研究》,原载《考古与文物》 2021年第1期,引用参考原文及出处,作者马永嬴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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